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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一个科学的管理幅度问题。所谓科学，就是能够管得好、管得住，这就需要管理者的能力手段、制度机制与其管理幅度相适应，否则就会出现“牛栏关猫”现象。早些年，我在部里（民政部）从事社会组织管理工作时，针对一些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的分支机构（专项基金）设置过多过乱问题，进行过专项整治。去年7月，我当选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后，在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我们基金会“关停并转”了一些专项基金（公益项目），切实把价值导向从过去单纯追求专项基金（公益项目）的数量，转到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和发挥作用上；从过去单纯追求慈善募捐数额，转到花好每一分善款、真正让更多人受益和受益人更多受益上。

　　二是通过加大抽查回访力度，确保受益人真正受益。我们对执行的每一个项目都对受益人开展回访，形式包括电话（微信）回访、现场调查等。100人以上抽10%；100～50人，抽20%；50～10人，抽30%；10人以下抽100%。项目完成后，首先，我们项目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受益人名单进行抽查回访，建立回访记录，第二步，我们的项目管理专员在专项基金、公益项目工作人员抽查的基础上会再次进行抽查，确保慈善资金真正落到实处。有些项目我们会联系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组织在当地进行突击检查，比如免费午餐基金就有专门的稽核团队在午餐时间对开餐学校开展不定期的检查。针对在抽查回访中发现的问题，我们会立即派人去现场进行核查，如果确实存在慈善资金或者物资未落实到位的情况，我们就追查到底。

　　现阶段慈善领域的各个环节如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服务等都有公众参与，但公众参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仅就参与的人群而言，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公益或利他的目的，但也有一些人夹杂着个人“捞一把”的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也算正常，因为一个极为庞大人群参与的事业，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是一个步调，要求所有参与者的动机都纯而又纯，恐怕难以做到。但我们又不能无所作为，而应当沿着向上向善的方向不断前行。我们有公益慈善的悠久历史传统，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激励约束，有社会大众对慈善的众多需要，更重要的是有党和政府的提倡和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慈善热情，我们相信，只要引导得力得法，社会公众参与率会越来越高，公民的慈善意识也会越来越自觉。

　　一是现有的慈善组织要依法办事，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喜欢参与。正面的现实感召力是大的，同时，反面的破坏力也是大的，特别是慈善组织出现了贪腐事件，其杀伤力巨大。二是要用好法律赋予的各种慈善途径，为愿意参与的人群提供通道，让大家方便参与。社会大众可以慈善捐赠，可以慈善信托，可以慈善服务；可以线下，也可以线上；可以通过慈善组织进行，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可以参加组织化的慈善活动，也可以参加草根性的慈善活动如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三是各方面特别是媒体应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活动，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让大家知道如何参与。四是不断完善各种扶持政策，特别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五是严肃处理违法违规事件，守住参与的底线。

　　答：《慈善法》是慈善事业和慈善活动的“护身符”，在法律范围，我们依法办事，就是自由的，就如鱼得水；反之，违法而行，就会乱象四起、身陷囹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作为“国字号”慈善组织，在贯彻落实好《慈善法》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迄今为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事情；一是组织学习。组织全员认真学习、并进行闭卷考试，以考促学，并把考题通过网站公开，供他人分享；二是助力普法。我在《中国社会组织》杂志连续撰写了19篇《慈善法》导读的文章，积极宣传普及《慈善法》。三是完善制度。对照《慈善法》要求，修订完善我们基金会的各项制度，用新的《慈善法》规范我们的行为；四是依法办事。按照法律要求来运作慈善活动。比如，加强党的建设；加强信息公开；加强受益人受益情况抽查；加强管理成本管理，等等。

　　答：当今时代，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改变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既给慈善事业带来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说是机遇，因为有了互联网，再微小的公益诉求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得以全面呈现，将公益参与从“特定场景行为”转变为“生活场景嵌入”，为“人人公益”、“时时公益”、“事事公益”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再比如，借助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能够较精准地了解受益人的需求，使慈善需求调查更方便准确，使慈善资源的分配不至于浪费。说是挑战，因为有了互联网，公众获取公益资讯更加方便快捷了，如果我们在项目执行、信息公开上稍有瑕疵就容易引发质疑，而应对不当就容易引发负面舆情。

　　答：要问“从民政部副部长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的角色转变，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感到，过去是我管别人（社会组织），现在是被别人（过去都是我的同事或部下）管；对于慈善，过去是纸上谈兵，现在是直接操作；过去是要求慈善组织接受社会监督，现在自己是处于社会监督之下。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个角色转换问题，恐怕更是对我的党性的检验和考验，因此，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尽快适应新角色，完成岗位替换、履职尽责，努力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建设成为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对当代慈善事业有益有用的高质量慈善机构。我现在是既挂帅又出征，既担任基金会的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还担任基金会党支部书记，对基金会的工作负全部责任、但又零报酬，可以说，是基金会的特别志愿者、全天候守护者。这样的干部人事安排极富中国特色，也是我国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我亲历了2016年《慈善法》制定和2023年修改的主要过程，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希望在卸任时，能够打造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质量慈善组织运作经验供同行们分享借鉴。从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管理制度的设计者，到直接下场进行慈善实操实干，应该说，以往的工作经历和积累的政策经验，肯定有利于实现角色转换和工作适应，但也要积极扬弃，防止故步自封、刻舟求剑，否则，就容易掉入经验主义的泥坑，因此，加强学习、守正创新、永不懈怠的要求，对我同样适用。